一手买进医疗器械，一手接过回扣（红包），似乎已成了当今京城一些医院秘而不宣又不可缺少的进货程序。不久前，记者随一位某公司的医疗器械业务员一起，亲眼目睹了给一家医院送货和红包的“全套程序”。
当天上午，业务员任先生的寻呼机忽然响声大作。任先生低头看了看寻呼机，兴奋地说了一声：“买卖来了。”
果然，接电话的正是某大医院医疗器械部门的一位姓张的主任。张主任在电话里寒喧几句后，便直接了当地吩咐：“胶片8×10的10盒，10×12的20盒，14×17的20盒，再要5套药。尽快给我送过来吧。”
下午2点，公司送货的汽车准时停在了这家医院南侧的一排平房前。任先生推门走进一间办公室，客气地招呼屋内的一位女大夫：“大姐，给您送货来了。”女大夫见是一位熟脸的业务员，便转身打开了隔壁的仓库。
胶片和套药进了仓库，女大夫按任先生递上的一份清单清点了一个，给任先生开了一张收货单。任先生千恩万谢地退出了医院，“送货程序”就这样完成了。
20多天后，记者再次跟随任先生来到这家医院的医疗器械部门。见到张主任，同样先是几句寒喧，然后任先生递上了一张事先已填好的货款全额的普通发票。张主任接过发票看了一眼，便将一张同样已填上货款金额的2．8万元支票交给任先生。至此，一笔医院按原价购进若干盒医用胶片和套药的桌面交易即告完成。
业务员任先生小心翼翼揣好货款支票，转身来到财务会计面前，又掏出一张4000多元的支票交给会计，作为医院在这笔交易中得到的回扣。会计则开了一张盖有医院财务章的普通收据，交给任先生带回公司下帐。
办完了手续，任先生一边跟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道别，一边故作随意地用手拍了一下张主任说：“我还找你有点事。”张主任会意地点了点头，起身带着任先生进了隔壁房间。张主任看着紧随而来的记者，脸上露出诧异。任先生见状赶紧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的朋友，今天一起出来办点事。”听了这话，张主任又恢复了刚才的自然。她接过任先生递过来的一只信封，随手揣进衣兜，并热情地冲着转身离开的任先生说了声：“有事我呼你。”
事后记者才知道，这个信封里装着张主任在这次交易中的一份回扣，共850元。
据“业内人士”透露，目前在北京活跃着一批像任先生这样的医疗器械业务员。他们的职业就是与各家医院建立“友好”的关系，利用向一些医院的进货负责人提供回扣来推销所在公司的商品。据说，按目前的“行情”和“规矩”，在每次医院购买医疗器械时，销售公司都将交易额大约15％的货款以支票形式返回医院，作为给该医院的回扣；此外，再将交易额大约3％的货款以现金的形式私下交给进货人员，这也就是所谓“红包”。作为报答，医院的进货人员则将以后更多的进货交易机会“恩赐”给那些有着长期“友好关系”的公司业务员。
据已做此行当5年的任先生估算，与记者同去的那家医院仅医用胶片和套药一项，一年的购货总额就可达到大约160万元。按照“行规”计算，这家医院每年在医用胶片和套药交易中得到的回扣大约为24万元，而进货负责人在此项内容得到的“红包”也有约4．8万元。据说其他一些更大规模医院的交易额还要更高，一些中小医院此项内容的交易额也大约在五六十万左右。尽管这个估算未必精确，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医院仍存在的现实。
在送红包之余，一些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员还时常用其他方法巩固与医院进货人的“感情”。他们或请客吃饭，或赠送高档礼品，甚至组织几家医院的联系人一起出去旅游。
尽管某些医院的部分进货程序是在私下操作的，但作为这些业务员中的一个，任先生仍信誓旦旦地保证，销售公司非常珍视卖给医院的医疗器械的质量。他说，在他从事这一职业的5年中，从未因商品质量发生过任何问题。尽管如此，因红包的大小而导致放松医疗器械质量，并由此带来隐患的可能性，仍不容忽视。
